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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會種地的大師

    作者: admin610456 來源: 未知 時間: 2018-07-20 閱讀:
      袁隆平,會種地的大師
      
      他應該是最受廣大人民群眾推崇的科學家了。當一堆人簇擁著的穿著大棉襖氣質白西裝的袁隆平鉆進那輛黑色別克后,剛才還在維持秩序的黑衣保安開始嘟囔:“真該要他一個簽名。”
      
      饑餓
      
      在中國,袁隆平的故事中少不了人們對饑餓的記憶。在一本兩百多頁的袁隆平傳記中,作者用二十多頁來鋪陳背景,講述“饑餓的幽靈”,第23頁的時候,主角才終于出現了。
      
      這位能讓水稻增產20%的雜交水稻之父是個挺踏實的人,找他給書簽名,他便簽上名字,再加上日期,一個字不多寫。當有人說,講講你的夢想吧,他只想得出那些跟莊稼有關的夢想:“水稻長得像高粱一樣高大粗壯,稻穗像掃帚一樣長,谷粒像花生米一樣大,人坐在水稻下乘涼……”
      
      1999年,袁隆平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講述自己這個夢想。那一年,在中國,他還不那么出名。有人記得,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袁隆平親自站在湖南省展臺前介紹雜交水稻身后是水稻,側面是他在稻田里的大照片。有性急的游客指著照片就喊,“咦,這就是照片上的人耶。”袁隆平訕訕笑著點頭,“是我是我。”然后指著身后,向游客介紹他的雜交水稻。
      
      在那之后,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拿了中國的國家科技進步獎,還拿了世界糧食獎和以色列的沃爾夫獎,聲譽漸隆,人們也越來越喜歡他。
      
      那是個中國人理想中的科學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無特色,卻能解決真問題。他很少在公眾場合出現,出現時愛穿那件有大棉襖氣質的白西裝,說著帶湖南腔的普通話外媒喜歡強調,“那是與毛澤東類似的口音”,另有中國媒體考證出來,他的白西裝價值五百多塊人民幣。
      
      1990年代,袁隆平曾3次被提名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均以落選告終。有人私下推測,這是因為袁的研究過于偏重應用,不夠基礎和尖端,但官方并未給出明確解釋。
      
      他不喜歡在媒體上露面,根據他辦公室的說法,原因很簡單:太浪費時間了,而最終的內容又大同小異。他的一個助手解釋:他已經盡力配合了,上過中央電視臺,上過鳳凰衛視,還上過紐約時代廣場廣告牌上的中國的形象短片在那個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的半袖襯衫,沒穿那件白西裝。
      
      雖然每個中國人都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要仔細講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工作會對我們的將來產生怎樣的影響,大家又都開始面面相覷了。
      
      孟德爾VS李森科
      
      與大多數人的直覺相反,農民模樣的袁隆平并不是出生在農民家庭的孩子。他出生于1930年的北平協和醫學院,他的一位姨媽在協和醫院擔任護士,他的出生檔案上還有林巧稚(中國現代婦產科奠基人之一)的簽名。袁家家境優良,父親是東南大學畢業生,母親是教會學校高材生,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母親告訴袁隆平:要博愛,要誠實,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袁隆平說:“母親的教育影響了我一輩子。”
      
      根據某本傳記,他是在6歲時隨大人郊游去了一個農村的果園,就此喜歡上了田園;另一本傳記則認為他最早愛上農村是在15歲。不過,無論是6歲或是15歲,都剛好繞開八年抗戰時期。我們可以推測,沒有戰爭的田園給袁隆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又加上不甚喜歡數學,讀大學時,他報考了農學系。
      
      1953年,畢業于西南農學院。根據袁的口述回憶錄,畢業鑒定上寫著“愛好自由,特長散漫”。畢業后,袁去湖南安江農校擔任教師。這大概與今天的支教青年有點兒類似,不過,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袁的“支教”并不輕松。
      
      做教師期間,袁隆平跟對門學校的女老師談過一次長達數年的戀愛,對方最后還是放棄了他,選擇了一個“出身比較好”的男青年,“做出了在政治上‘要求進步’的選擇”。直到33歲,袁隆平才與自己從前的學生、同樣“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姑娘鄧則結婚。之后,除去時代帶來的一些波折,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普通而“美滿”。
      
      在那個年代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燦爛的農學明星是蘇聯人李森科,他繼承了拉馬克的思想,認為環境影響比遺傳更重要,而孟德爾和摩爾根的遺傳學被認為是“反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最初,根據李森科“簡便易行”和“立竿見影”的“無性雜交”理論,袁隆平嘗試把西紅柿嫁接到馬鈴薯身上。第一年,他大獲成功,土里挖出了馬鈴薯,莖上收獲了西紅柿。然而,到了第二年,把去年收獲的種子種到地上,長出的西紅柿跟普通西紅柿一點區別也沒有。
      
      土豆西紅柿的故事發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兩年間,除了土豆西紅柿的實驗失敗,袁隆平印象最深刻的,還有饑餓。那段時期,袁隆平親眼目睹了路邊、橋頭和田坎的尸體,也體會過饑餓的日子里,“肚子空空,身體沒力,兩腿沒勁。晚上睡覺,被窩冰涼,始終也睡不熱……”1961年的春天,因為“搞小麥,覺得在湖南沒有前途;搞紅薯,覺得是個搭頭,意義不大”,袁隆平決心去研究能填飽肚子的水稻。
      
      某本自傳中提到,他曾從田里精選了一棵穗大飽滿的稻子,收獲了1024顆稻種,把它們種在田里。然而,最優秀的稻子長出的后代居然高高矮矮,有早有遲,沒有一株的性狀超過前代這讓他忽然想起了正被批判的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理論雜種的第二代會發生性狀分離,那么,去年那棵穗大粒多的稻株,應該是一棵天然的雜交水稻。
      
      主糧傳奇
      
      利用雜種優勢提高作物產量的做法,從1920年代就開始了。當時,出身于政治豪門的美國小伙子華萊士發現了雜交玉米的秘密雜種玉米的個兒碩大又整齊。華萊士和朋友專門成立了公司,利用雜交育種技術改良玉米種子,僅用了10年,這個公司的業務從北美洲擴展到了歐洲、亞洲、南美洲和非洲,創造了華萊士家族巨大的財源。華萊士后來嘗試從政,做過美國農業部長,還做過商業部長和副總統。
      
      1960年代,利用雜交育種方法,美國的諾曼?博洛格在墨西哥培育了抗倒伏麥穗大的高產小麥。事實上,在博洛格的半矮稈小麥之前,小麥幾乎不需要施肥超過了一定限度,施肥越多,小麥的倒伏會越嚴重,產量越低。但博洛格的“奇跡小麥”長得矮,不易倒伏,啟動了施用化肥的現代高產農業的開端。所以,博洛格也被視為上世紀第一次作物綠色革命的開創人。1970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你沒看錯,是和平獎,以獎勵他帶領人們戰勝饑餓,“通過和平的努力恢復戰爭創傷”。
      
      1962年,帶著對那棵雜交水稻的問號,袁隆平自費去北京拜訪專家。在中國農科院的圖書館中,他讀到了大量新鮮的外文資料,知道了雜交玉米的成功,也知道了小麥雜交育種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他該做的就是找到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方法了。
      
      雜交水稻育種遲遲沒有突破是有原因的。與玉米相比,水稻的雜交很困難。人類的3種主糧作物中,玉米是雌雄同株異花植物,雌花和雄花在植株的不同部位,分離得很清楚,最容易進行雜交。而小麥與水稻是嚴格的自花授粉作物,雌蕊和雄蕊包覆在同一朵花苞中,要實現雜交,很不容易。博洛格的小麥雜交是利用一把鑷子和一個放大鏡進行的一項極為細致的工作。根據資料,博洛格經過二十幾年、三萬多次雜交試驗才得到了抗病又矮稈的“奇跡小麥”。
      
      而雜交玉米的辦法用到水稻上卻不可行,因為水稻不僅花極小,一朵花只結一顆種子,而且花粉也只在極短時間內具有活力。操作上的困難讓人們很難用手工雜交的方法來提供大批量的雜交種子以滿足大田生產的要求。在當時的國際水稻學界,專家們幾乎一致認為,水稻是自花傳粉作物,雜交沒有優勢,即使有優勢,也由于無法提供大批量雜交種子,水稻雜種優勢還是無法用于大規模水稻生產。但從北京回到湖南后,袁隆平還是決定從那棵穗大粒多的水稻身上尋找雜交水稻的鑰匙。
      
      過了三四年,檢查了14000棵稻穗上的小花,在當時的中科院院刊《科學通報》上,36歲的袁隆平發表論文,描述自己在水稻身上的發現:他發現了4棵雄蕊沒有生殖能力的稻株,而這種雄性不育的特征還可以遺傳。于是,袁隆平說:“要利用水稻的雜種優勢……首推利用雄性不育。”
      
      “文革”期間,學校已經貼出了針對袁隆平的大字報,批斗行動卻遲遲不見蹤影。后來才得知,是國家科委看到了袁隆平在《科學通報》上的論文,特意下發文件,要求湖南科委支持袁的水稻雜交試驗之后的每次批斗,科技部公函就成了袁隆平的護身符。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島野生水稻抽穗揚花的時節,海南本地的農場技術員馮克珊帶著袁隆平的學生李必湖在一個長滿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澤中發現了一棵他們需要的植株那棵野生植株貼著地面生長,擁有敗育的花粉。(名人名言  www.lz13.cn)雜交了數代進行選育,他們淘汰掉了那棵植株的一系列不好的特性匍匐生長、葉窄、莖稈纖細,容易落粒……花粉敗育的特性仍然保存了下來。那株野生稻被取名為“野敗”。從“野敗”開始,水稻領域的一件偶然發生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場影響深遠的農業技術革命。事實上,就在“野敗”被發現后不久,大約在1972年,國際水稻研究所中斷了他們的雜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難解決有關的技術問題”。
      
      今天,在國際水稻研究所的網站上,對雜交水稻的解釋中說,“比其他稻種都要高產。”謝放鳴解釋道:“在相同的氣候、土壤、肥料環境下,雜交水稻比普通水稻高產。用相同的投入,雜交水稻要比常規水稻高出20%以上的產量。”謝是袁隆平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目前在位于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負責全球農業磋商組織的雜交水稻研發項目。
      
      更好的種子與最好的種子
      
      根據國際水稻研究所的數據,目前,中國的水稻田里,有58%的水稻是雜交水稻,這個比例在美國是40%,在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平均約為8%曾任美國總統農業顧問的唐?帕爾伯格認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是中國人戰勝饑餓的重要方法,“是和平探索對暴力沖突的勝利,也給那些持中央統一管理必將窒息地方創造觀點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課”。不過,帕爾伯格認為,中國人戰勝饑餓的另一個方式是“計劃生育”。在他的書中,助力中國戰勝饑餓的兩位英雄分別是:袁隆平和馬寅初。
      
      然而,糧食增產與農民生活改善并非必然的因果關系。雜交玉米推廣后正逢經濟大蕭條,華萊士不得不負責一個叫作“農業調整處”的部門,削減包括玉米在內的主要農作物種植面積,對停止生產的農業工人支付工資。對上世紀的整個綠色革命,也時有批評聲傳來。在這個領域里,人們尤其可以體會,“最好”是“更好”的敵人。帕爾伯格總結說:“贊許者來自那些關心糧食生產和希望擺脫饑餓的人們,而反對意見則來自那些以減少農民收入不均為主要目標的人。”不過,當時有人反對的主要原因是高產品種從根本上動搖了過去的雇傭農業農場主對農業工人的需求量越來越少;糧食的產量愈高也許就意味著價格會愈低。
      
      袁隆平并不擔心這類沖擊,他的理想很簡單,希望農民可以利用高產的種子“種三產四”,“多余的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曾發表過一封給袁隆平的公開信,希望袁隆平“轉向培育常規水稻品種,給農民留幾粒真正的種子”。李昌平向本刊記者解釋:今天的三系雜交水稻“稻種”只能種一季,農民只能持續向種子公司購買稻種,這讓他們失去了種子主權,不僅失去了與種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應對自然災害和社會災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學家能有配套措施讓農民自己種一部分可以留種的種子。
      
      要從雜交水稻選育出能高產的純種水稻很難,就像把一堆沙子里的紅色沙子挑出來,成本上劃不來。一位植物學研究者向本刊解釋:增產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雜交選育形成可以把優點穩定地傳給后代的品種,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于是,在“糧食不足”與“無法留種”之間,我們選擇了先解決前者。
      
      而對于農民自己種植常規種子的建議,一位育種專家則認為,“看上去不錯,但因為目標并不明確,實施起來很難。”
      
      對李昌平的公開信,袁隆平沒有做出回應。不過,很顯然,“糧食不足”與“無法留種”之間,他繼續致力于解決前者。最近幾年,袁正致力于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超級水稻,繼續挖掘雜交水稻的增產潛力。
      
      轉基因與有機農業
      
      雖然給袁隆平的公開信并未得到回復,李昌平還是對本刊評價道:“袁隆平是個偉大的科學家。”袁的學生謝放鳴認為,“袁老師是個專注的人,特別專注于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不理會外界干擾。”
      
      “這是科學家的基本素質,不過今天的年輕科學家已經很難做到了,畢竟環境不同了。”謝放鳴在國際水稻研究所的辦公室里發出如是感嘆。
      
      對于這位專注的科學家,幾個研究水稻的同行說,“袁老師是很和藹的人”;采訪過他的湖南老鄉說他是個“幽默風趣的人”。有一次與人對談,對方提到他“擅長小提琴”,他會悄悄告訴對方,“其實,后面有人放音樂,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裝裝樣子而已。”不過,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國夢”在中山大學的對話活動現場,坐在4位嘉賓中間偏右的袁隆平雙手緊緊地貼在大腿上,身體略顯僵硬地左傾很顯然,他還不太習慣聚光燈下的環境。
      
      從會場下來,工作人員奉上茶水,未及喝一口,一堆記者圍上來。他笑了笑,眷戀地看了那杯茶水一眼,“好,那就開始問吧。”有記者問他看待轉基因的態度,袁隆平有點無奈這是他回答過多次的問題,最近的一次,是兩個月前,“愿為科學獻身試吃抗病抗蟲轉基因大米。”不過,他還是耐心地重復了自己的看法:不能一概而論,對一些對抗病蟲害的轉基因,我們也許需要謹慎地對待;而對另外一些用于提高農作物產量的轉基因,就不會存在什么問題。
      
      事實上,對于轉基因這類新鮮技術,比他小幾十歲的同行說,“袁老師的開放態度是我們也比不上的。”袁的小兒子袁定陽,博士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植物分子生物學系之后,一直在從事轉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標之一是把光合作用效率較高的玉米C4基因轉入水稻中。
      
      還剩最后一個問題了,袁隆平舒了口氣,幾乎要把那杯茶端起來了,然而,很不幸,有人提到了當下熱門的有機農業。他態度激動起來,那杯水也放下了:“沒有化肥,就無法提高產量,無法養活中國的十幾億人口,”他說,“國際水稻研究所曾做過一個幾十年的實驗,化肥對土地的肥力不會有破壞作用。”說話時還特意擺了擺右手,用以加強話語中“不會有破壞作用”的效果和表現力。此時,秘書前來匯報,車來了,他才意識到,自己應該累了,中斷了那場關于有機農業優劣的辯論。
      
      回來后,翻開他簽過名的那本硬質封皮的文集,中文部分的最后一篇是他親自翻譯的《漫長之路》,講的是在菲律賓馬尼拉以南約六十公里的一個小鎮上,一塊一公頃的土地。自1963年開始,人們在那塊土地上不間歇地每年種兩季水稻,稻草不還田。45年后,“答案幾乎是出人意料的”,“長期集約式種植水稻和使用礦物肥料,可能并不會降低土壤生產力,事實上,如果耕種得法,甚至還能改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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